关于尤溪，各种版本的尤溪县志，几乎都这么介绍：“尤溪，旧名‘沈溪’，南唐时避王审知讳，故去水旁。或云洲多尤姓，故名溪，因以名县。未知孰是。”（崇祯版《尤溪县志》）究竟是“避王审知讳”，还是“洲多尤姓”？至今没有定论，均以“未知孰是”应付过去。我以为，既然“旧名‘沈溪’”，一般不会因为“洲多尤姓”而改名，且尤溪的尤姓并不多。但有一说，确与姓氏有关。唐末，有一叫沈诚（沈思礼）的人，随王审知入闽，率沈氏族人开发尤溪，因有功于闽王，被招为女婿，受封施政地为沈溪县，后为避王审知讳，便更改姓氏沈为尤，沈溪县亦改为尤溪县。也就是说，尤溪建县时即称“尤溪”，唐末受封“沈溪”，后为“避王审知讳”又改回“尤溪”。王审知，号称闽王，是当时福建的最高统治者，尤溪人随沈氏避讳，确在情理之中。
既然是避讳，那么，在尤溪境内，凡与“沈”字有关的地理名称，都应改称“尤”。事实是，诸如“沈城”“沈阳”“沈川”这样带“沈”的词汇，仍时常出现，甚至很多史志和官方文件也不避讳。从避讳称“尤溪”，到有意称“沈川”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？我认为，应该与一个人有关。
宋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，朱松由政和调任尤溪县尉，七年后即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，他的儿子朱熹在尤溪郑安道别墅出生，并取乳名曰“沈郎”。可以看出，朱松似乎更喜欢尤溪的旧称“沈溪”。朱松（1097—1143年）字乔年，号韦斋，出生于徽州婺源（今江西婺源），政和八年（1118年）进士，师从罗从彦，是抗金名士，也是理学名家。作为徽州人，朱松当然不必为福建的闽王避讳，为儿子取乳名沈郎，也无可厚非。如果仅此而已，也不足以改变尤溪人对王审知避讳的习惯。可是，多年以后，当年的小沈郎却成长为一代圣哲，后人称之为“朱子”。史学大家冯友兰认为，中国历史上可以称“子”者，只有四人，朱子便是其中之一。南宋嘉熙元年（1237年），他出生的地方，即郑义斋馆舍，被建成南溪书院，宝祐元年（1253年），宋理宗御题“南溪书院”匾额。元至正年间（1341-1368年），中书省题颂“闽中尼山”匾额，又题褒“海滨邹鲁”，将朱子誉为福建的孔子。清康熙皇帝御笔亲书“文山毓哲”四个大字匾额，颂赐书院悬挂。朱子的诞生，不仅唤醒了尤溪人的地域自信，也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。
以朱文公为自豪，是尤溪从庙堂到江湖，从官绅到百姓，极为普遍的心理。于是，关于“沈”字的使用问题，也同样摆到尤溪的广大官民面前。一边是闽王王审知，一边是一代圣哲沈郎，在尊王还是崇圣之间，尤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崇圣。于是，他手植的樟树，被称为“沈郎樟”；他走过的桥，被称为“文公桥”……可以说，对朱文公的尊崇，是尤溪文化史上最为炫人眼目的事件之一；文公情结，被深深地植入尤溪的土地和人心。
尤溪人的文公情结，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，都有系统的表达。尤溪民间有一个传说，在朱子出生的前一天，尤溪水南郑安道馆舍对面和背后的两座山同时起火，山势被烧成“文公”二字。日后，朱子被谥封为“文公”（太巧了），于是，两山也因此得名。次日，即南宋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（1130年10月18日），朱子诞生。朱松认为，昨天的火是“天降祥瑞，必有所印，此喜火祥兆也！”于是为新生儿起名“朱熹”。与此同时，尤溪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，在朱子出生的三天前，其祖籍地徽州婺源，朱家祖宅前的一口古井里，突然升起一股紫气，赤虹三日，后人称之为“虹井”。民间流传的这些巧合，无非是以异兆的方式，为朱子的成圣作一些铺垫，为其本就华彩的人生增添些许神秘的色彩。实际上，这正是当地人崇圣心结的一种体现。
不仅如此，历代不同版本的《尤溪县志》，也不同程度地记载这些传说和故事，使之具备了史的性质。以“文”“公”名山，是尤溪文公意识的最直观体现。同时，一些有见识的肩负文化使命的地方官员，也是尤溪文公意识生发和形成的重要促进者。
清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杨毓建以延平通判署尤溪，便重修南溪书院，建毓秀亭，纂《南溪书院志》，留下多首有关朱子的诗歌，其中活水亭诗写道：“千古源流半亩塘，当年题咏字犹香。清光静会无言处，云敛天空水不扬。”清乾隆时知尤溪六年的县令焦长发，不仅勤于政务，修志、修路、修桥，建魁星阁、开凿航道，而且崇文重教，是朱子文化的践行者和促进者，他在凤山之麓手书“从善如登”崖刻，新增“尤溪八景”，就有六景与朱子有关，如“文山毓哲”“公字成山”“源头活水”“半亩方塘”“韦斋垂柳”“龙门古洞”等。他在《新增八景序说》中指明：“兹因重修邑宬，就目之所见，有关前贤遗迹，堪供眺览者，新增其八。”而在“文山毓哲”一景的注脚中更写道：“紫阳夫子诞降之夕，野火炎山，俨成点画，因名文山。对面为南溪书院，祀朱夫子像。清圣祖仁皇帝特赐御书，额曰‘文山毓哲’。宸翰天章，与兹山相为辉映，故以为八景之冠。”很明确，他选景的标准，是“前贤遗迹”，朱子文化则是摆在第一位的。比如“龙门古洞”，就是因为朱松曾到此一游，并题字留诗而入选。同时，他还为尤溪留下了数十篇诗文，其中很多与朱子或朱子遗迹有关，“时从活水寻真趣，喜见公山入眼明”，仅描写公山的就多达四首。
“大儒诞降，溪南闽里尼山”（朱子文化园牌楼联语，明·纪廷誉撰）。自从朱子在尤溪诞生以后，“毓秀”一词就成了朱子在尤溪的化身，除康熙皇帝御笔亲书“文山毓哲”四个大字匾额外，朱子胎衣埋藏处，建成了“毓秀亭”，“自宋以来，二先生（朱松、朱子）既各有专祠，复建亭翼然介于二祠之间，曰‘毓秀’，为先生之胞衣设也。”（杨毓健《重修毓秀亭记》）明朝万历年间的教谕纪廷誉，还为之写了两副对联以赞美朱子：“庚戌重逢毓秀日，古今争诵洗儿诗。”“将卦画沙原是易，指天悟处岂为孩。”南溪书院的后山，即公山之巅，也被命名为“毓秀峰”，“朱文公生于此峰之下，故名。下有南溪书院。”（民国《尤溪县志》）。
尤溪人喜欢说“周东迁孔子出，宋南渡朱子生”。尽管东迁和南渡与圣人的出生并无必然的因果关联，但这种历史的巧合，却足以引发人们的奇思妙想，加深圣人出世的神秘色彩，坚定人们对圣人的崇敬之情。《紫阳朱氏建安谱》、朱子自画像，以及明景泰皇帝亲颁像中，都记载朱子出生时右眼角下长有七颗黑痣，排列如北斗。据史书记载，先于朱子1500多年出生的孔子，身上也长满异点，近看像昴星，远看似北斗。于是，人们便推定，朱子就是孔子千年后的化身。古人说，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长如夜。”如今，尤溪人却说：“天不生考亭，仲尼长如夜。”
民国《尤溪县志》，还记载了这么一则异事：“城内通驷桥下有井，曰湛泉金鲫。水由双峰山顶发源而来。志传井里金鱼为朱子手养，即尤溪十景之一。金鱼难见，见必发轫。相传前进士严自泰见之；卢师长兴邦未遇时亦得一见，果符吉兆。”朱子手养的金鱼都能通灵兆吉，那朱子一定就是神的存在了。尤溪坊间对朱子的崇拜，真是深入骨髓。
行文至此，忽然想起年少时父亲曾考我的一个问题。那时，常和小伙伴在下埕通往客厅的台阶上蹦跳嬉戏。有一天，父亲见了，就指着我们几个小朋友问道：在台阶上玩，知道这台阶的来历吗？他说，按常理，各地民房的客厅前，正中间是不能设台阶的，人们上厅堂都要走左右两侧，而且台阶不能超过三级。然而，尤溪所有民房通往正厅的台阶都可以设在中间，且多达五级，这是为什么？那时，我们当然不知道。稍后，他微微一笑，自豪地说：“那是因为，我们尤溪出了个朱文公，皇帝特赐的权利。”从那时起，我便对朱子心存感激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，再也忘不了朱文公这个人。如今细想，这件事本身，确是因朱子的伟大，给尤溪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，也增强了作为尤溪人的自豪感。人们在不断享受和实践着朱子带来的福荫的同时，也不断增进对朱子的认识，朱子文化也更加深入人心，潜移默化中，普通百姓也滋生了朱子情结。
来源：三明日报（蔡建境）
